摘要：公共交通服务系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香港和新加坡通过构建协商治理的公共交通服務机制，很好地解决了各自的城市交通病。深圳与香港、新加坡一样，属于地少人多、交通资源紧张的城市。借鉴二者的经验，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效协作的公共交通运营模式，既有利于深圳解决公共交通运转不畅的现实问题，也能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走向协同治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协同治理；公共交通；转型

0引言

从全球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际大都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曾经或正在面临公共交通和环境资源紧张约束的情形。深圳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一个最为典型的样本，更加突出的面临着道路空间短缺、环境容量趋紧、公共交通难以应对公众急剧膨胀的多元化出行需求的问题。综合城市交通问题相似性和公共交通管理模式典型性等因素，本文选取香港、新加坡两个城市与深圳加以比较，拟从政府治理的层面探索深圳公共交通管理模式的改革方向及其推广性意义。

1香港：打造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效协作的交通运营机制

香港的人口和车辆密度均居世界城市前列，其公共交通出行的分担率高达91%，比例为全世界第一。所以，高效运作的公共交通系统成为香港在城市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突出成就之一。香港公共交通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其独具一格的管理模式分不开。

1.1香港公共交通的最大特色是实行私人企业专营的模式

香港的公共汽车、地铁等都由私人企业经营，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基本不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这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以港铁为例，香港采用地铁与房地产联合开发的策略，政府授权港铁开发地铁沿线的土地，利用地铁建设给沿线土地带来的增值收益来弥补地铁建设与运营的资金缺口，因此港铁公司能在成立后连续12年的情形下，于1998年开始实现扭亏为盈，进入持续盈利的良性循环。这种“铁路与物业综合发展经营”的盈利模式，使得香港地铁成为全球运作最成功的地铁，并且就地铁的服务提供而言，其准点率、发车频率、车厢环境乃至换乘便捷度等都堪称一流。

1.2香港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运输政策、对公共交通运营商进行积极监管，并促进各种公共交通形式协调发展

香港政府在交通规划、市内交通、过境交通等方面履行规划管理的职责，其综合运输研究和运输政策白皮书对保障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日常运营中，巴士公司和铁路公司虽然获得线路专营权，但其票价、利润水平、服务规范、购车数量等都要接受政府的监管。比如，公共交通的票价不会被专营公司垄断，而是受明确的定价机制制约，根据科学的统一的票价计算公式逐年调整，以平衡公众利益与公司利润。

1.3香港政府使用经济手段限制私家车，使用政策手段严控公务车

为了塑造公交出行习惯，香港政府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包括征收高额首期登记税、燃油税，收取牌照费、高额停车费等手段大幅提高私家车使用成本，有效地控制了私家车数量和增量。香港政府对公务用车也严控规模，在道路使用、交通管理方面不会给予任何特权。为了更经济地使用道路，香港甚至把出租车也归入私人交通的类别，打车费用高昂，以此迫使更多的市民选择公交和地铁出行。

1.4民间社会广泛参与公共交通的决策与监督

1965年，香港即成立了交通咨询委员会（民间性质），协助运输司执行任务，并负责会同行政局就重要运输政策和问题向港督提供意见。民众通过参与决策咨询、监管服务水平等方式，向政府反映压力、展示能力，为推动公共交通政策与运营方式的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新加坡：构建政府规划、市场运营、独立机构监管的交通发展格局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岛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据2013年德国西门子集团委托英国交通咨询公司Credo对全球35座城市展开的一项公共交通效率的调查结果，新加坡公交系统的成本效率在亚洲城市中排名第一。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管理模式的特色之处在于构建了一个政府规划、市场运营、独立机构监管的多元一体化交通发展格局。

2.1政府通过规划和市场干预推进公交有序发展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即明确“必须在小汽车和公共交通的使用上保持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并为此制定了为期50年的城市发展长期规划。1995年，新加坡又发表陆路交通白皮书，提出要构建无缝衔接、一体化的多模式公共交通系统，其目标是达至世界一流水平。为推进公交规划的实施，政府通过强势行政干预，培育有利于其目标实现的公司主体，直至其走上市场化道路并能实现稳定盈利。

2.2市场主体通过竞争与协作，促进公共交通一体化、精细化发展

为了加强公共交通一体化的发展，专营巴士公司SBS和TIBS与轨道交通公司SMRT三家公司在政府的推动下实现兼并、重组和业务整合，成为两家兼营公交和轨道交通业务的公司。两家公司有各自负责的运营区域与范围，并共同承担跨专营区之间的公共交通服务，构成有限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出于竞争关系，双方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乘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基于